最近一些学者通过著作和文章，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提出不少“新”看法。如有的说明末农民军领导人张献忠“杀害妇女堪比‘侵华日军’”；“对犯罪女子挖眼拔舌，洪秀全残忍堪比希特勒”，“是谁把骄奢淫逸的洪秀全拔高成农民英雄？”有的把太平天国说成是“人类历史上伤亡最大的战争，其次才是一战、二战，中国人口由原来的4.2亿减为2.4亿，即死亡人口达1.8亿。”前不久凤凰网还专门开辟了《太平天国：一场媲美日本侵华的农民起义》专栏，说：“以破坏毁灭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今日日本侵略之一役。”一句话，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空前浩劫，而且把它比作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史实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只反对本国封建统治者，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国家。相反，太平天国运动则是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洪仁玕就义前说：“我国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清妖，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①因此，把农民起义与德日法西斯侵略者联系起来进行比较，是一种无理的炒作，目的是为了全面否定我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合理性和正义性。这就涉及到怎样正确评价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问题。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解剖它可以为了解中国古代农民战争提供钥匙。本文试图以太平天国为例，对农民战争发生原因、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还是阻力、是灾难制造者还是受害者、是消极力量还是积极力量等问题，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农民战争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持上述观点的专家学者。
一、农民战争爆发的原因问题：乱自上逼还是乱自下起
中国农民是勤劳善良的，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力量。只要生活还能勉强维持，农民一般不会铤而走险。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之所以爆发农民战争，主要原因无疑是社会发生经济危机。天灾人祸的生存危机是大多数农民起义发生的直接原因。
汉朝董仲舒认为贫富不均两极分化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源。龚自珍1816年写了《平均篇》，也认为贫富不均是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他说：“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所谓丧天下。”所以，他认为“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中国历史证明：只有当封建统治者横征暴敛、虐民残民，使被压迫剥削农民贫困和灾难超乎异常加剧无法生存下去的条件下，农民才会被“逼上梁山”，走上武装反抗封建统治者的道路。北宋方腊起义被镇压后，御史中丞陈过庭就向宋徽宗上书，明确指出：“方腊之乱，致乱者乃蔡京，养乱者乃王黼。”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乱自上逼，不是乱自下起。
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也是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暴政逼出来的。马克思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②在外国侵略者掠夺和封建统治者压迫剥削下，中国人民过着空前贫困和饥寒交迫的生活。正如《万大洪告示》所愤怒控诉的那样：“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何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对于清政府的暴政“苛政”农民是有权用武力手段推翻它的，这就是农民争生存的人权。
与古代农民战争爆发背景的不同的仅仅是，太平天国是在外国侵略者打开中国大门的新历史条件下，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指出：“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的，推动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③从太平天国革命发生的内因看，正如龚自珍所说，是清朝统治者拒不进行“自改革”而逼出来的以下而上的“他改革”。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曾经访问过太平天国的容闳说：“当年即无洪秀全，中国亦必不能免于革命。”因此，“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恶意的那种迷信的年代，是早已经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的，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④
从陈胜、吴广举起“伐无道，诛暴秦”的大旗起，中经北宋王小波“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明末李自成的“均田免粮”，直至太平天国力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天下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都是正当的和正义的，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对此连儒家也没有否定的。提出“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说：“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故其德，足以安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残民者，天夺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可见儒家有民本思想和诛独夫暴君的革命思想。著名史学家柳诒徵说：“白莲教、太平军、捻军之迭起为果，而官吏之贪墨舞弊实为之因，此清室中叶以降之真相也。”⑤可见是清政府的残酷压迫剥削才迫使农民造反。我们绝不能倒因为果，歪曲历史真相，说什么农民战争是一群好乱之暴徒恶意煽动的结果。
总之，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是伐无道，诛暴君，反苛政的，就像汤武革命一样，是“应乎天顺乎人”的，是正义和有理的。说农民反暴君暴政无理，即“造反无理”，像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赵太爷不准阿Q革命一样，显然是背离历史真实的。
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还是动力问题
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究竟是历史发展的阻力还是动力，这是又一个需要搞清楚的问题。
李泽厚、刘再复两位教授在《告别革命》一书中说：“毛泽东以为农民革命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不对。实际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对社会生产的大规模破坏。推动历史进步的倒是掌握经济的剥削阶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起推动作用的不是奴隶革命、农民革命，而是努力发展经济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按照李、刘二教授的看法，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即统治者阶级，而被压迫的奴隶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是破坏社会生产与历史发展的阻力。显然，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也背离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的。
毛泽东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⑥可见，地主阶级也经历了由一个推动历史发展动力的革命者转化为不革命、反革命者，以致成为历史发展的阻力，最终被人民所推翻的过程。史实已经证明，鸦片战争前后的清朝统治者，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最大阻力。
李、刘两教授不赞同的毛泽东关于“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论断出自他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原文是：“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制度，基本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是以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斗争角度，得出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个结论的。这与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阶级、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反抗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或“直接动力”，或“历史唯一的实际动力”的观点是一致的。
过去我们确实犯了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教条化、绝对化的“左”的错误，把农民革命视作封建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这显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但是，如果在纠正这一片面错误时，否定在阶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剥削阶级的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我很赞成茅家琦教授关于农民战争不是封建社会发展唯一动力的看法：“因为社会动力是多元的，以某种意义上说：农民战争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动力”，也就是说“皇帝专制政制自我调节的主要动力，无疑是农民战争以及其他类型的‘造反’。”⑦这与毛泽东所说：“封建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成功”的观点是一致的。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首先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以便首先了解，在这个具体的环境里，哪一个阶级的运动是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⑧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才肯定农民革命才是古代封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决不是什么历史前进的阻力。这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鸦片战争前后的清王朝，早已经过康乾盛世进入全面反动腐败的“衰世”，完全成为中国历史向前发展的腐朽势力。太平天国农民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实质上是扫荡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腐朽力量，无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那种把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说或是历史进步的动力；把太平天国反对清朝推进历史发展的动力说成是阻力，既颠倒了历史的真相，也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是否定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的翻新。
三、内战造成的破坏和灾难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
农民战争是一场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武装斗争，势必要造成死亡、破坏和毁灭等灾难，作战双方都负有责任。问题的分歧是：究竟应当由哪一方负主要责任？有的学者说：“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引发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死亡7000万，不仅经济、文化遭受惨重打击和无法修复的破坏，而且还导致沙俄霸占中国领土60万平方公里，以及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和火烧圆明园等等。”这与李刘两教授所说的“实际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的大破坏”的看法一样。这就是说，如果太平军不起来造清朝统治者的反，中国社会会进步，沙俄也不会侵占中国领土，英法也不会火烧圆明园。一句话，太平天国应对内战造成的浩劫负主要责任。太平天国究竟是内战灾难制造者还是受害者，这是又一个是非的问题，是不可以不辩论清楚的。
地主阶级国家残酷压迫剥削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贫穷和落后，是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经济上停滞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千百次农民起义的主要原因。在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造成了中华民族史无前例的空前灾难。事实证明，太平天国不是引起内战的祸首，也不应对内战的浩劫负主要责任。正好相反，这场内战的罪魁祸首首先是清政府，对内战造成的灾难亦应负主要责任。
曾国藩1862年上奏清廷时云：“今凤、颍、徐、泗、归、陈等郡，几于千里废耕，而官兵又骚扰异常，几有贼过如篦兵过如洗之惨。民圩仇视官兵，于贼则有恕词，即从贼亦无愧色。”江北“草根掘尽，则食其亲人之肉，……徽州、汝州、宁国等属，黄茅白骨，竟月不逢一人，以致贼行无民之境”的惨象。至于苏浙地区的大破坏，连常胜军头目戈登的原来军官也承认：“程（学启）与李（鹤章）是大破坏者（或蹂躏者），各处现在遭受如此普遍的痛苦，不能不感谢他们二人之赐。”⑨这种“长毛未到，兵勇先抢掠，长毛一到，兵勇先逃，今长毛已还，又思收入余烬”的情况是很普遍的。美国学者贾希尔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各处地方之遭受蹂躏者，大部分必须归罪于清军，此虽是他们的战略——当太平军前进时，他们先行毁坏地方。”（所谓“坚壁清野”）。施嘉士在《旅华十二年》一书中，驳斥威妥玛咸以毁坏地方之罪归之革命党后说：“如果一般乡民的房舍是被革命党所毁坏的，则人民断不致逃避到他们那里去。这一点真凭实据，确足以证实致此大毁坏之罪人”是清军了。可见这场内战造成灾难，主要应当由制造无民之境的清军来负了。对此，曾国藩也说：“近年来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域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坏之富家，无不欺之民众。大批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在曾氏眼里，这场大灾难主要应有太平军负责。
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驳斥曾氏这一观点时指出：“这些话必须改为‘受害于兵者十之七八，受害于革命者亦有二三，那就近乎事实了’。”著名太平天国史学者简又文基本赞同范文澜的看法，他说：“我以为确实统计无由获得，难言一定分数，只可作概括的结论。根据以上所陈的事实，在太平军战役十余年间，大多数是受害于清军，而少数是由太平军而致的。……湘军之贪污与残酷，到处残害人民、蹂躏地方、军纪恶劣，证据确凿，诚铁案如山。”⑩在搜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简先生在考察了清军、太平军的军纪后，得出了以下的结论：“至于太平战役的长期中，全国同胞皆受直接或间接的灾害，死者以千万计，其在文化上及物质上之损失尤不可以数量计，确是国族历史中空前浩劫大祸。然其咎不在太平军，所以者何？（一）因各处残害人民、蹂躏地方之大多数是清军的罪行（参看军纪篇上下）；（二）因满清实为戎首，诚如丁韙良断论‘凡战争罪行之责任，当归诸引起战争之戎首’；（三）因此战争延长及蔓延多处，以至全国同胞惨遭杀害，各地方之惨被蹂躏，皆由曾国藩等为虎作伥与师抗拒所致，否则革命早已成功，灾祸可减少至最低限度。故他们当负其主要责任。以上全部所陈并非个人先入为主之私见，也不是凭空想象的猜测与臆断，而是几十年来以纵横两方研究其全部史事与典制的结论。”简先生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明确指出，这场内战造成的空前灾难，主要罪责应该由清政府来负，“而不当归诸拔刀抵抗侵略者、放逐篡位者，或对无效率的与压迫残酷政权施以最后救药者（即革命）来负。”简先生对此有诗为证。诗云：“忍灭天朝媚外夷，杀人千万重堪悲。铸功白下曾‘文正’，不是胡儿是汉儿。”11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清朝统治者为歪曲篡改历史真相，总是把自己是灾难真正制造者的罪责，转嫁给反对他们的太平军的头上。从“成王败寇”观念出发，清朝统治者和曾国藩等，“对于太平军的恶劣处，尽量写出，而对于其优善处则尽量埋没，但对于清军则‘适得其反’：其优善处辄尽量写出，而其恶劣处则尽量掩饰。其所载太平军暴行，不外焚、杀、奸、劫、掳——除了间有事实之外，其中大多数的成份是伪造的、谣传的、或夸张的。”简先生最后指出：“以太平军本身的军纪言，其优善处远多于其恶劣处。……至清军本身的军纪，则只见其恶劣处而不见其任何优善处。……太平军的优善处多于清军，而清军之恶劣处则远多于太平军。总而言之，李密声讨隋炀帝檄文的两句话，‘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以此作为清军之总评，真是允洽不过的。”12可见内战造成的灾难主要应当由引起战争的清政府负责。
至于沙俄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是清王朝对内残酷镇压革命对外妥协投降的结果，更加不到太平军头上。火烧圆明园10年后，马克思还谴责英法军“杀人放火和破坏”的罪行，是“毫无道理的毁坏了中国皇帝的夏宫。”13
因此，那些把灾难制造者清政府和侵略者犯下的罪行转嫁到反对他们的太平军头上，是一种歪曲颠倒史实真相的唯心史观，目的是为引发内战的罪魁祸首和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革命开脱罪行。1862年1月英国在上海的舆论喉舌《北华捷报》发表文章，攻击“太平军是异常血污运动，……它不是反清革命，而只是反对一切安乐的以及和平人民的血腥十字军。……谁能说太平天国给中国社会物质繁荣所带来痛苦和破坏，他们所造成损失无法计算。他们所犯下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近10余年来有些学者所说的太平天国引发中华民族史无前例大灾难正是这一旧观点的翻新。很显然，这种侵略者攻击太平军的观点完全是歪曲历史真相，是篡改颠倒历史真实的。
四、怎样正确评价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
对农民战争发生的原因、是阻力还是动力，以及内战造成的破坏应由谁负责等问题上的分歧，涉及到如何正确评价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问题。
在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农民和手工业者是创建财富和创造文化的基本阶级”。恩格斯指出：“无论是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样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可见人民群众是生产力和文化创造的主体。农民阶级是一个既受压迫剥削创造财富的劳动阶级，又是一个小私有者的阶级，也就是说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从劳动者的一面看，他们不由自主地自发地要以平等平均思想去反对统治者的不平均不平等，直到太平天国时期提出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人人平等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这种消灭私有建立公有的绝对平均主义思想。“与其说来源于真正的平等观念，不如说来源于被压迫者的团结”。14从劳动者一面看，农民倾向于社会主义，宁愿工人阶级专政，而不愿资产阶级专政。从小私有者一面看，他们每时每刻产出资产阶级，他们“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倾向于资本主义”。15在评价农民战争时，过去的分歧在于究竟强调哪一面，有的学者强调的是农民劳动者的一面，有的则是强调作为小私有者的一面。在评价太平天国平均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时，如果从反对清王朝，即破坏旧世界角度看，农民阶级无疑是正义的和革命的。在建设新世界时，这种消灭一切私有的绝对平均是农民小私有生产者的一种幻想，是一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民粹主义思想。幻想必须否定，但理想不应当否定。建国后30年内对太平天国等农民战争的评价，强调的是其正义性、合理性、革命性的一面，忽视了其落后性、保守性以致反动性的一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30年来，有的学者强调的是其落后性、保守性一面，而否定农民战争的正义、进步合理的革命性的一面。这里就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阶级的评介问题。有的学者引马克思关于农民反动性的一面，来作为否定农民战争的理论依据。这种看法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在指出农民有落后保守反动性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否定他们有进步与革命性的另一面。马克思在谈到农民小资产者社会主义时说：“这种社会主义非常精辟地分析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露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粉饰”，并指出，“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破坏而且必然要破坏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可见，马克思并没有全部否定农民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一面。
对把农民阶级完全看作消极的价值观点，著名学者杜维民也提出了质疑。他说：“法国大革命以后，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其他西方思想家，一谈到农民大部分是非价值的。没有反思能力、惰性、自私、目光短浅、不能形成革命的自觉，反正都是历史中要淘汰的一群。但是，在中国，农民是朴实的，是和四季能够吻合的，是恒常的、刚健的、勤奋的、节俭的，基本上是以这方面价值来了解农民。……儒家对农民的协调和农民的动力有深刻的理解，对于引导农民对的社会塑造力非常关注。当然那个时代没有像现代社会受到毛泽东影响把人民当作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农民革命成为改造社会、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儒家并没有这种想法。但是‘民’绝对是一个积极的观念，而不是一个消极的观念。……‘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观念出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6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的评介并非都是消极的，也有很积极的评介。马克思说：“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农民，而是保守的农民；……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17可见，马克思认为农民除了有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一面外，还有革命理智、进步革命的一面，又说：“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时，就会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奠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都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18
恩格斯写了《德国农民战争》一书，高度评价1525年的伟大农民战争，说“德国是欧洲中产阶级第一次起义的出发点。”19在谈到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又说：“在所有三次资产阶级大起义中，都是农民阶级提供了战斗部队，而在胜利后由于这一胜利的经济结果而必然破产的阶级又恰恰是农民。”“德国的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20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阶级还是作了积极的评价，并寄希望与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
在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战争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是通过统治者的让步政策来体现的。西汉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的出现，都是农民战争打击改造封建统治者的结果。农民战争后，封建统治者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被迫采取与民休养的政策，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使农民多少得到一些好处。于是社会生产开始恢复和发展，最终才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正如明代政治家邱浚说：“明圣之君，知兴国之福在爱民，则必省刑罚，薄赋税，宽力役，以为造福。”史实证明：在大规模农民战争时期，社会生产只可能是破坏；只有在大规模阶级斗争结束后，在阶级利益调和一致的基础上，生产才能恢复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阶级在农民战争后被迫实行的让步政策，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也是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
作为进入近代初期的清政府已经不能再充当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太平天国运动则成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奠基石之一。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先生在巨著《清代通史》导言中说：“民族革命运动，遂成为近代史之骨干与中心”，故“清史亦可谓民族革命史”，民族革命运动“到了洪大全、洪秀全始大张其军，由伏流而汇为狂澜，奇葩茁出。第一阶段之民族革命，可谓成功近半。盖反清的目的虽未全达，而政权转移于汉人之手，爱新觉罗之皇位，不过‘尸居余气’而已。二百年之民族革命，造出一个太平天国；六十年之汉人政权，造出一个中华民国；四十年之党治活动，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21著名政史学家钱穆也认为“太平天国是民族革命，……满清政权也就从此转移到了中国人手里，……便逼出满清政府之后的变法。”22著名太平天国史专家邓嗣禹先生说太平天国在中国近代史：“其重要性与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相仿佛。”
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国内战争，尽管会造成破坏和恐怖，却是革命的、合理的。太平天国虽然和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度），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如土耳其、俄国）。”23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太平天国的革命是一种突起——所以宣布旧中国之死亡……结果乃为中华民国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无产阶级依靠农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积极合唱的一曲响彻云霄的胜利凯歌，证明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对农民阶级所作的论断的正确。
简短的结语
以上以太平天国为例，谈了我们对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的不成熟看法后，现在还想就如何进一步深入研究它的问题，说点粗浅的看法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在研究农民战争史时，我们首先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扬弃的科学态度，纠正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态度。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主要分歧集中在对它的评价持不同看法。凡是持肯定的学者强调的往往是它合理革命性的一面，而持否定观点的学者往往强调的是它落后保守性的一面。中国历史上千百次农民战争的发生，肯定有正当合理的一面，也有落后保守和必然失败的悲壮的一面。我们必须采取唯物辩证扬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肯定该肯定的，否定该否定的，肯定中有否定和否定中有肯定。如对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评价，平均主义固然不是社会主义，但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它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是正确的、进步的。太平天国的民粹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特殊的、有历史局限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24我们不能采取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形而上学的非科学态度。
我国历史上千百次农民战争，都走不出元朝张养浩所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应当如何避免这种一再重复的历史悲剧，是又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解决的问题。这里笔者摘引1860年8月16日杨笃信访问苏州太平军后写给戴征曼的信中说：“河岸上贴有告示，谕人民安居乐业，征收捐税，各守本分。当我们经过的时候，一个农民说，这个告示很好，要是太平军按照告示上的话去做，一切事情一定会很好的，他说，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就够好了。我相信，这是一般人民的普遍意见。”25按照告示上去做，让农民“过和平安静的日子”，不要去对他们进行折腾，这是太平天国时期农民对统治者的期望。如何使农民摆脱兴亡都苦的历史悲剧，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最后，要进一步深入探讨为什么中国农民战争都跳不出兴亡成败的历史怪圈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过去研究农民战争，包括笔者在内，大多停留在“只知其然”，即发生性质作用等是什么的层面，而对它为什么会以一治一乱的形式重现，即“知其所以然”的层面，则缺乏深入的考察和研究。作为可与德国农民战争媲美的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最高峰的太平天国，为什么仍跳不出那种“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其深层次原因是什么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从政治上看，太平天国是以反对清王朝腐败统治而兴起和发展的，而后又因自己腐败而失败。正如南京解放后刘伯承所说：“农民领袖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1944年，当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问世后，毛泽东就曾写信给郭沫若，希望他写一篇“总结太平军经验”的著作。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提问时就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开赴北京，住在京西双清别墅。第一个被邀请的党外人士就是黄炎培，会面时毛泽东又重说兴亡周期率问题。他数次拒绝进驻中南海——清朝皇帝驻地。4月23日，中央领导进京时毛泽东又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出好成绩。”可见，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视。“在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暗暗地流泪，毛岸英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我想起了黄炎培的谈话。’”据邓伟志先生考证，“毛泽东是为跳出历史周期率之难而流泪。”领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虽然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正确的民主这条新路，但他没有把民主规范化、制度化。相反，他晚年背离了自己的正确主张，破坏了党内民主制，搞家长制和一言堂，以致错误地发动了三年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大灾难。列宁说：“历史喜欢对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走到了另一个房间。”毛泽东主观上想把中国人民带到天堂，结果却走向自己为之奋斗的反面。这不仅是毛泽东本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毛泽东这样精通中国历史的一代伟人，为什么最后仍然走不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历史怪圈，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看来，欲突破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回圈，仍然只有系于毛泽东指出的民主制度的逐步真正落实。
①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500～501页。
⑤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764页。
⑥ 《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8页。
⑦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建馆五十周年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⑧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十一卷，第57页。
⑨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年版，第545页
⑩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猛进书屋1958年版，第1528～1529页。
1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猛进书屋1958年版，第1555～1556页。
12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香港猛进书屋1958年版，第1563～1565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卷，第34～35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第143页。
15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第835页。
16 杜维民、黄百盛：《启蒙的反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65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三卷，第403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一卷，第403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四卷，第334页。
21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406～413页。
22 钱穆：《清代政治浅析》（六），民众反抗运动。
23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卷，313页。
24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卷，第432页。
25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