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利和义务了解自己国家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在18岁时就有这个观念，也许是受了钱穆《国史大纲》导言的影响。但直到22岁读到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之前，我都未能发现一本相对靠谱的近代史著作。
1999年3月，我读大四，在学校图书馆的近代史书架上乱翻，不是范文澜，就是胡绳，或者“某某近代史研究室编”，其主要内容差不多如日本学者奥村哲所言，“动辄以‘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杖”。无意中翻到一部民国的近代史著作，老商务的，封皮没了，内页纸也泛黄，信手一翻，居然不是唯物史观，也没有阶级斗争，基本是以传统史家的功夫，加上西方新史学的一些方法和视野，熔铸而成的一部诚恳史书。先将上册借回家，两个通宵读完，囫囵吞枣，不敢说全懂了，但眼前有新界开出。又借来下册，仍用两晚读完，感觉下册没有上册精彩。但总体来说，严谨扎实，不弄玄虚，也不沾染意识形态烟火气。
随着年岁增长，后来我又读到不少近代史佳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大纲》，虽只几万字，但令人眼前一亮，此书实际上是以论代史之作，青少年特别适合读，提纲挈领，要言不烦，每能片语解惑。但对较有基础的读者来说，很多地方未能展开，史料也略显单薄，有点不过瘾。
再后读到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大为叹服。李剑农是邵阳人，跟我妻子是老乡。有这么一个大史家，邵阳才显得体面。之前，我一直以为那里只出女博士和黑社会。李剑农本人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政治人物，曾在“联省自治”中走到风头浪尖，一度官至湖南省省务院长。但作为曾经的政治人物，他在著述中几乎不带偏见，也不为自己参加过的政治运动曲护，难能可贵。此书在其名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增补而成，将近百年极复杂的种种大事件讲述得清晰流畅，且时有鞭辟入里之深刻史论，文笔也好，是我个人极喜欢的一本近代史著作。
再后读到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作者是西方汉学界大牛，开创中国近代史“冲击-回应”模式，一度在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学界占垄断地位。他的书，平白晓畅，视野开阔，而且平心静气，虽然“冲击-回应”现在已经过气，但其书仍不可废。
再后读到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港版，无删节。此书原系英文著述，再版6次后，终于有了中文版。197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纪念五百周年发表之文告，列举数十学术名著，徐著即为其中之一。此书上自清朝开国，下至1998年。其最大特点在于能综合海内外优秀学术论著，取其精华，折衷调和，穿插经营，条分缕析，相当好读。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每章节之后，都附录相当详尽的参考书目，且多是海外论作，对国内读者来说，尤为珍贵。作者浸淫西方史学多年，讲究分析综合，而不太重考据。所引材料多来自他人著述，似乎较少使用自己发掘的第一手资料。此外偶有小瑕疵，比如论及曾静文字狱案，竟然说出吕留良被凌迟的胡话。但总的说来，此书有洞见而无党见，值得通读。
再后读到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又是另一种美妙的阅读体验。郭氏一生致力中国近代史，曾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长，所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全四巨册，极有用。此外，郭氏重视口述历史，组织人力对台湾及海外幸存的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当事人采访，整理出书数十种，也颇具史料价值。此书的写法比较朴素，但材料扎实，信息量大，开初看起可能枯燥，读进去之后始觉其精湛。和徐著相比，此书更重使用第一手材料，但综合与分析相对较少。可能郭氏信奉以史代论，“寓论断于叙事”，不愿自己跳出来评论吧。
读了一堆近代史，去年见到工人出版社再版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勾起少时情怀，买回家重读，有与少年兄弟重逢的喜悦。这一读，才发现这部出版于1934年的老书，至今仍有相当价值。
据作者自序，此书是为“读者明了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嬗变，外交之趋势，社会之不安，经济上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交相影响之结果，分析其造成经过之事迹，讨论成功或失败之原因，辨别事后之得失利弊。”而他的分析框架，深受美国人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影响，他的史学观点，又深受其老师、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美籍教授贝德士的影响。
是书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主要研究在西方外力冲击下，中国近代政治及社会演变的原因、过程与结果。全书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于北伐成功之后的1930年，叙述、评议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事件，不乏清俊之音。如论鸦片战争，陈恭禄也承认战争爆发是中英冲突的结果，但并未归结于落后就要挨打一类的民族主义，而认为冲突源于中英两国误会，“中外政教悬殊，夷夏之别太严”。再如论农民运动，作者对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没有盲目歌颂。他说太平天国攻扰半个中国，历十七年始覆灭，“除人民流离、死亡而外，别无有意识之结果”，说义和团“始于愚蠢暴民之活动……造成于顽固雪耻之大臣”、“义民不过动于情感，或唯利是图之愚民尔”。又如论辛亥革命，起因是“国事危急，而政府之腐败如故，尚无领袖指导之人才，又不肯根本着手，切实改革”，遂酿武昌首义，“革命成功之速，由于酝酿已久，清廷不能及早改革，以餍士大夫望治之心”。革命虽然推翻清廷，结束二千年帝制，但“重要问题之解决本于妥协调停免事之思想，袁世凯之赞同革命，动于权力自私之心理，其北洋军队依然存在，段祺瑞掌握军权，承奉其意，是虎而翼也，封建思想迄未铲除……民国以来，国内仍少光明正大之政治家，此纷扰尚未终止原因之一也”。再如论五四运动，也具独见，“学生乃为意气所动，其思想虽全出于爱国，而究偏于简单，轻视将来事业之预备，此固何能独责血气方刚学子？彼后鼓动学潮别有希图，诚何心哉！”尽管对五四运动评价不算高，但陈恭禄也承认其启蒙之功：“就运动本身而言，知识界对于国家之观念根本改变，认识国内之积弊，社会上问题，介绍西方之学术制度，文体趋于简易，盖有相当之成绩与影响。”
总体来说，陈恭禄对近代中国历史相当失望。在全书接近尾声时，他引用自沉的梁济的话来一浇块垒：“诸君试思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买收，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坏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为人，国焉能成为国？”
尽管失望，但全书毫无因失望而产生的愤怒，以及由愤怒产生的仇恨。陈恭禄眼中没有敌人。他在自序中说：“人类之普遍心理，严于责人而宽于责己，对其家庭国家无不如此，诋毁外国，国人固少反对，且有爱国之名。此种畸形褊狭之心理，徒为害于国家。著者之目的，既非为片面之宣传，又非为造成国际间之仇恨，惟愿平心静气……庶可成为认识列强责任之信史也。” 这种史家襟怀，真是胜出1949年后的官方近代史论著太多。后者几乎只是在印证美国史学家亨利的论断：“政治作为一种实践，不管它如何表白，始终是有条不紊地煸动仇恨的组织。”
1949年后，陈恭禄的日子并不好过。陈伯达曾点名称陈恭禄为“反动历史学家”，而1956年12月新葡的京集团4321《教学与研究汇刊》“创刊号”，开篇就是陈恭禄长达一万四千字的《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含泪自残，令人鼻酸。及至1958年所谓“史学革命”，他的《中国近代史》再被作为资产阶级史学观典型被批判。
尽管遭受不公正批判，但陈恭禄并未曲学阿世，像某些人一样声称将过去的著作都“付之一炬”，或者以新时代的官方思想重写。他曾受人民出版社邀请重写《中国近代史》，写了一部分，送给出版社看，被劈头怒斥存在“严重错误”，他就再不写。1963年底，他撰成《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首次对中国近代史料进行科学分类和系统评介（此书近20年后才在中华书局出版）。1964年秋，戚本禹借评价李秀成为名，围剿剪伯赞、罗尔纲等史学家。陈恭禄在新葡的京集团4321历史系举行的讨论会上，公开支持遭到批判的史学家们，并且尖锐批评说，戚文既没资料又没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这篇文章是我的学生写的话，评分就不得及格”。
陈恭禄一生就是这样朴质为学，刚直为人。但他没有敌人，只培育了一批在国内外享有名誉的学者：钱存训、程千帆、牟复礼、陈大端、章开沅等。
在《怀念业师陈恭禄先生》一文中，章开沅说：“平心而论，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如今，对多数读者来说名声并不响亮的陈恭禄的经典著作《中国近代史》再版，既是对这位近代史学先驱的纪念，也为我们后来者拓宽前进的道路。
来源: 《人物》杂志 | 来源日期：2012-03-22 | 责任编辑：左小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