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的老师蒋孟引教授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深深地怀念他。
蒋先生1907年生于湖南，1939年获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中央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继续在新葡的京集团4321执教直至1988年去世。他是一位世界史学者，一生致力于英国史研究，是世界史学科的一代宗师。他为我国学界培养了几代学人，留下了重要的学术文献。
蒋先生是使我终生受益的老师。20世纪50年代我就读新葡的京集团4321历史系时，聆听他讲授“世界近代史”一课，又选读他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英国史”选修课，至今对他讲课时声音宏亮、吐字清晰、条理清楚、分析精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印象最深的是他讲授英国史，注入了大量重要的史料与他的心得。他把一段段重要的史料，不辞劳累地写成板书，让学生抄在笔记本上。他解释说：这样做，虽然费点时间，但有助于我们熟悉史料，利用原始材料进行研究。他要求我们在写读书报告与学期作业时，都要使用第一手材料，展开论述，防止没有依据的泛泛空论。回忆起来，“英国史”一课，不仅给我增加了知识，也开始懂得何谓学问，那几份作业不啻是一次启蒙式的学术训练。作业本在文革年代被我遗失了，但蒋先生在这些作业上用红墨水钢笔作的批改，那些蝇头小字，包括一些英文字母，仿佛就在眼前。今天，学生的作业恐怕再也得不到如此认真仔细的批改了。
蒋先生对我个人的成长有过关键性的帮助。1959年秋，我被留在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当助教，按惯例，上课前要进行试讲，作为教研室主任的蒋先生与全体同仁，都听了我的试讲，并提出意见。蒋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对待上课要认真准备，但在课堂上不用紧张，把讲稿上的内容清楚地表达出来就好。他的教导对我是很大的鼓励，至今还萦回耳际，倍感亲切。
国家奉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后，作为第一批被派往国外的访问学者，我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蒋先生对我的留学生生活十分关心，曾特地让瞿季木先生写信，告诫我不要忙着在国外期间写教材之类的文字，要把时间充分用在收集资料与了解国外的研究成果。我听了深感受益，这短短几句话，为我的留学生活指明了方向。其实，这也就是他老人家在三十年代留学生活的经验之谈。我曾听说，他在伦敦大学读学位时，就孜孜不倦地在大英博物馆，一字一句地抄录资料，制成卡片。这大量卡片日后就是他进行研究的取之不竭的源泉。《第二次鸦片战争》一书就是利用当年他从英国带回的资料写成的。中国近代史著名学者茅家琦先生在蒋先生80寿辰的庆祝会上高度评价该书的学术与史料价值，说该书至今仍是我国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一本重要参考书。我在两年的访学中，能有一些收获，从而为我以后的美国史研究打下基础，确是与蒋先生的关心与教导分不开的。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的培养，学术传承是人类文明传承的一个重要途径。
蒋先生晚年对我国学术界的一项重要贡献是他亲自在南大历史系培植了一个国家重点学科——世界史。80年代初，教育部计划在全国设立一批重点学科，意在促进我国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蒋先生是英国史权威，他主持的世界史教研室，理所当然地被评选为国家重点学科，研究方向为英国史。虽然他年事已高，但仍不辞辛劳，忙于这个学科的每一项建设。1987年，该学科举行国际会议，南大校长匡亚明、英国著名史学家狄金逊教授以及国内外众多的世界史学者，都莅临会议，会议取得极大的成功。蒋先生在会上发表了开幕词。会议出版了《英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现代化》一书。在蒋先生亲自指导下，在王觉非先生、钱乘旦先生主持学科工作期间，世界史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先是英国史方向扩大为地区国别史；其后，又把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与当代战争与和平列为研究方向之一，这使学科更加富有学术生命力。
蒋先生仍壮心不已，继续他的研究工作。在去世前，他完成了《英国史》一书。他的老学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审徐葆初担纲该书的责任编辑。在他去世后，他的大弟子钱乘旦教授将他生前的论文编辑成《蒋孟引文集》出版。
蒋先生一生的宏愿就是在中国繁荣英国史与世界史的研究。他的遗愿，在国运昌盛的今天已成为现实。蒋先生如九泉之下有知，定会为他的辛勤劳作已结成丰硕之果感到欣慰，而他给我们树立的好学风与他那带有湖南口音与一脸慈祥的音容笑貌，也永驻我们心中。